《法学泰斗沈家本》后记

我从2002年底开始萌发写这本书之想法，到2005年底将书稿交给出版社，前后正好三年。期间，这本书的书名，先后考虑暂定《沈家本与湖州》或《沈家本纪传》或《沈家本传》或《法学泰斗沈家本》。在正式付印前，最后正式定为《法学泰斗沈家本》。

法学泰斗沈家本是媒介中西法律文化的冰人，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掘墓人，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其历史业绩和历史地位是显著的。在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体系中，最缺乏的是法治文化。我国在走向法治的进程中，法治文化建设的任务尤其显得繁重。建设法治文化，应当首先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包括对法学家和法学成果的尊重。试想，在一个法学家和法学成果得不到尊重的社会，法治文化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吗？在一个法治文化得不到应有尊重的社会，法治状态会好吗？

有位学者说，在中国一讲儒学，人们就会联想到孔子；一讲孔子，人们就会联想到山东曲阜，这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他相信，迟早也会有那么一天，在中国一讲法制现代化，人们就会联想到沈家本；一讲沈家本，人们就会联想到浙江湖州。曾有位湖州市领导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沈家本是湖州人，湖州人更应讲法制。我认为，沈家本法律思想精华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更是其故乡的一份难得的财富资源。发掘研究沈家本法律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作为法学泰斗的故乡，湖州理应在发掘研究和利用沈家本法律文化方面，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出于对法治的崇尚和对家乡的热爱，2002年底我萌发了以湖州人的角度写沈家本传记之想法。2003年“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州举办后，我即拼命阅读书籍，大量收集资料，正式开始写作。我读李贵连教授写沈家本的书籍，读国内外学者有关沈家本的文章，读沈家本生前的著作和其他文史资料。我一遍又一遍阅读沈家本的诗和日记，从中寻找沈家本的人生轨迹；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湖州地方志和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一遍又一遍地打开英特网，从中搜索资料和核查史实。我写这本书，主要是利用午间、晚上和节假日静心伏案笔耕。3年间，六易其稿。如今，书算是写成了，并且马上就要付印了。此时，我享受到了喜悦，那是辛苦耕作后秋天收获的喜悦，那是阵阵剧痛后母亲分娩的喜悦！不过，我清醒地知道，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和本人学识低浅，本书难免有不足和缺憾之处，还望读者谅解，并予以指正。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完成此书的写作，得益于社会走向法治的良好环境，得益于湖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得益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法治文化建设的氛围。

任建新、罗豪才和孙琬钟、刘飏、盛昌黎等领导及徐显明、张桂琳、张保生、张晋藩、蒲坚、李贵连、黄静嘉、刘海年、韩延龙、苏亦工、齐钧、王立民、徐祥民、高绍先、崔敏、郭成伟、赵旭东、徐世虹、沈厚铎、南玉泉、林来梵、高积顺、田涛、周东平、马建红、[德]陶安、[法]史曼慈、[日]荆木美行、[韩]崔钟库等无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沈家本法律文化的关心和重视，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近几年来，中共湖州市委、湖州市人民政府对法学泰斗故乡资源发掘利用十分重视，市领导对湖州“发掘利用沈家法律文化资源，推动中国法律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工作很是关心，市民的法学泰斗故乡骄傲不断得到了培育和发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原湖州市人大副主任、市法学会会长潘仕仁先生在长期热心沈家本法律文化的执著精神和所作的贡献，令我敬佩。沈厚铎和张建智先生对我无私指导和帮助，并分别为书作序，令我无法用语言表示感谢。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给我寄来其新著《沈家本评传》，令我很是感动。沈琪芳及民进湖州市委会、张伟光及湖州市司法局的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湖州机床厂姜祖休、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杨京军和童松青、殷国伟、高宝平、潘林荣等社会相关人士及民进浙江省委会经济法律工作委员会、湖州市社科联、湖州市法学会、湖州师范学院法学研究所、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沈家本文化研究中心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妻子杨娟、女儿高静秋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均给我增添了写作的信心和力量。浙江省法学会将本书作为其重大研究课题，列入《浙江新世纪法学文库》，使我感到欣慰。在此，我向所有关心、理解、帮助和支持沈家本法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由衷地感谢！

最后，我相信，随着法治进程，沈家本法律文化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予以认识和重视。同时，我也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重视和努力下，以传承文化，弘扬法治为宗旨，以修建沈家本纪念为载体，以展示中华民族法律史文化为内涵的中国法律史文化教育基地，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在法学泰斗故乡湖州建立。

高勇年

2006年1月28日于湖州明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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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学泰斗沈家本〉